包天仁教授谈外语教学研究

蒋树业

【记者】包教授,您在外语界的影响很大,您的名字为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所熟知,这从您的职务上就可以看出:您是《英语辅导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英语考试向导》杂志主编,您的报刊就拥有全国最大的报刊读者群,您还担任通化市政协副主席、通化师范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秘书长,全国师专师院外语教学研究协作组组长,全国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我个人看来,上述职务中的任何一个对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影响,请问这当中您是不是更偏重哪个职务,或哪些更务实些,哪些更务虚些呢?
【包教授】你所列的这几项职务在我的工作中,事业中,甚至是生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不会薄此厚彼,这里面任何一项职务需要我去负担很多责任和义务,为此我都会全力以赴,付出多大代价都义无反顾。敬爱的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50年代就提出外语教学“一条龙”衔接问题,这个问题事关外语教育改革重大问题,而多年来高等教育界与基础教育界缺乏足够和必要的沟通,而我的身份恰恰能够体现出“一条龙”衔接、联络和沟通的特点。我这个身份在全国为数不多,我更感觉到身上担子和压力非常非常大,我的确希望有更多的人具有我这种身份,这样我国的外语教育教学与研究机制会更好,“双百”方针就能更好地得到体现。我们办的报刊面向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同时还面向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我既在基础教育研究机构,也在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还在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术团体担任主要职务,我的工作既涉及到教学管理业务,又包括外语教学研究任务,更多的涉及到外语教与学的方方面面。正是这么多涉及到外语教学各个层面的工作使我每天都要对外语教学的思索和研究能够有一个更高、更全的视角,我每天思索的更多的可能是我国整个外语教学的机制问题,研究更多的是中国人怎样在外语教学中取得更大的效益,这样我就必须每天去学习、去工作、去实践、去应用和决策,否则我的这些职务都不会“务到实处”而虚起来,这也使我感到身上的压力太大,太大,唯恐辜负全国这么多领导、专家、学者、教师、学生对我的期望。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是个“工作狂”,每天的工作都是超负荷的,有人认为您这是事务缠身,不得已而为之,但现在我明白了您的这些工作更多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实在是我们外语教育界同仁的幸事。但我还听说您还有大大小小20余项其他社会职务,那么您如何全面平衡这些关系呢?
【包教授】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实际上你从关于我的报道和日程可以看出,我95%以上的工作都是与外语教学有关的。至于你说的那20余项社会职务,尽管有些很重要,如通化市政协副主席,某些团体、协会负责人等,但那些不可能牵扯太多,如你所说只能务虚。因为我始终首先把我自己看作一个外语教师,几十年来都在从事这项工作,我今生能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就可以心满意足了,人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记者】学术研究方面,您被公认为外语教育界著名专家学者之一,我也经常从媒体上看到您参加国内、国外各种学术会议,也被邀请到全国各地讲学,出国访问等。那么您有多少时间、用多少精力来进行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和研究?
【包教授】我每天的时间安排的确非常紧张,像办报、办刊牵扯到很多的编辑、出版、管理、人事、财务、外交等具体事务,况且《英语辅导报》社有15种版本的报纸,囊括从中小学ABC起始阶段到大学毕业高级阶段,从学生到老师,从学校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特色和内容;《英语考试向导》这本杂志也分初中、高中、大学三个版本,侧重于帮助复习和备考用;另外《英语辅导报》社除了报、刊两大产业外,还有200余种图书和100多种音像产品,作为一社之长和总编,每天都会有许多具体事情要安排和筹划。作为通化师范学院副院长,我分管13个系的教学、科研、成人教育、图书馆和《学报》工作,目前学院正逢国家教育部对全国本科院校的教学评估,教学改革任务繁重,必须有一段时间来安排学院工作。但是,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是用在对我国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上,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每天大概要用80%的精力来学习和研究国内外外语教学专著、文章和成果,主持和参加各种外语教学研究的会议活动和教育科研项目。
【记者】请问您每天用多长时间安排报社和通化师范学院的工作?您说的80%的时间用在外语理论与实践学习和研究上,那么您的工作时间到底有多少?我想象,您除了工作外,没有时间再学习和研究了。
【包教授】常人看来,除了报社和学院工作外,我确实无时间再去搞研究,再去学习了,但由于报社已经建立了很好的机制,每天我只需要用很少时间处理报社的事务。我也想使通化师范学院建立起这种机制,所以我在报社和师院处理的大多是决策性的事情或签字之类事情。我每天除了睡觉以外,其他时间很多都在学习和思考工作上。每天用在这方面时间很多,另外报社也有这种氛围,我可以把精力集中在这方面。
【记者】除了在报社外,我们看到您经常今天在这儿作报告,明天在那儿讲学,那么您相当多时间都在路途之中,您还有时间看书、研究吗?
【包教授】从我的日常安排上来看,我经常是在外地,甚至国外,有时每天坐一次飞机,有时一天坐2—3次飞机,很多时间都花在飞机、火车、汽车,但恰恰是飞机、火车、汽车的旅途中我可以不受干扰地来读书、学习、思考,因为在飞机、火车、汽车上不看书的话,那也太无聊、太难熬了。有的人坐车、坐飞机不能看书,但我已常年养成习惯,在旅途中看书更加专心致志。另外,四处奔波,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我接触到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研员和师生,获得了第一手的信息和资料,使我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快地结合起来,比较快的提升我的思维层次。又因为我是一个报刊社社长、总编,我有机会搜集和接触到大批的文章和稿件,我可以比别人有更多机会了解我国外语教学研究的水平和状况,给我的研究和思考充实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
【记者】我明白了,您是在自己挤时间搞研究和学习,那么您是一个人在单独地搞这些研究工作吗?
【包教授】不是。作为报刊社和大学的负责人、全国高师院校外语教研协作组组长、中心秘书长等,我仅仅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办的报刊是英语教辅类报刊,我们有义务向数百万读者提供高知识含量和高科研含量的知识产品;作为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所从事的项目和活动都事关外语教育科研内容,我本人对外语教学理论、教法的掌握和理解程度有时会影响很多事情,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外语教学改革问题,所以即使我没有时间,我也必须挤出时间来,不断学习充电、思考研究。这样我才会感觉到更称职一些。我也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搞外语理论与实践学习和研究,我的报社专设教研部,从事外语理论研究,搞一些重大的外语教改实验、科研课题和外语教研活动,我还拥有一个50多人组成的专业外语专职编辑队伍,他们每天也在从事与我同样的工作,同时,我们的报刊作为一个强大的媒体,每天也在同全国甚至国外大量的外语教师、专家进行联络、沟通、宣传和探讨外语教育教学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我只是一个领头人,在我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的外语研究群体,他们各自分工不同,我也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更好、更科学的更多的激励机制,把更多的外语教师、专家、学者、学生团结在一起,共同搞理论研究和教改实践活动。
【记者】近几年您一直在从事外语教学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那么您侧重研究哪些问题?对哪些方面理论研究投入精力大一些?
【包教授】自1996年李岚清副总理发表关于外语教学的讲话以后,我国的外语教学改革步入了新阶段,李岚清副总理的讲话引起每个外语教育工作者对我国外语教学现状的思考和探求,我也不例外。近年来,我对两个方面的研究格外关注,我的主要精力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研究国外近30年来的外语教育理论,努力理清世界外语教育教学理论发展和前进的脉络,重点读了国外的诸多著名的外语教育理论家的原著,我得到一些重要启示,对我现在所持外语教学观点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我国几十年来老一辈和当代一些外语教育家和年轻学者的外语教育教学研究成果进行了仔细研读。所以,我现在对外语教学的一些看法或观点是在对国外和国内外语教育理论作了透视和思考后才形成的,当然这些观点的形成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基于我个人20多年来在中国从事外语教学、办报、办刊和教研的实践基础上的思想的不断升华。这些年我有选择地研读过的国外外语教育教学原版专著主要有: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Theo Van Els等,Edward Arnold Ltd,1984);New Orientations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Peter Streve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Fundamental Concept of Language Teaching(H.H.Ster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Marianne Celce Murcia,Newbury House,1998);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J.Harmer,Longman,1997);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C.Broughton,Routledge,1994)等。外语教育与教学作为一门科学博大精深,外语教育理论专著浩如烟海,外语教学改革日新月异,但我认为这些著作是全世界近二、三十年来英语作为外国语教学(TEFL)研究领域的精华,无论是在国内应用语言学领域还是在外语教学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广大外语教师中也有一定范围的传播,但我却有一个遗憾:由于许多教师未能读到原著,所以有一些人所持的观点的认识是片面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在教学实践中产生了负面影响。我认为对待国外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必须研究,必须学习。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很有科学道理,可使我们开阔视野,有许多成分适合我们的外语教学,也有许多成分是不适合我们,但不能因为不适合就排斥,也不能因有合理成分就全盘采用,我认为首要问题是对这些研究成果有一个全面理解和认识才能决定取舍;而取舍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结合我国在外语教学实践中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又研读了我国有影响的老一辈教育家的著述,如许国璋、张正东、陈琳、桂诗春、杜培俸、章兼中、胡春洞,也有当代一些专家如陈冠英、王蔷、张思中等一些观点我也在研究。我也不断地把国内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不断地同国外的外语教育理论作对比,同时也在不断地提取他们所有理论和观点中我能够接受和认可的部分。
【记者】从您的研究方式和内容来看,您走了一条把中国外语教学同国外外语教学研究成果相结合的路子。
【包教授】这正是我的期望,实际上我认为这也是我国外语教学研究工作和提高外语教学水平的必由之路。
【记者】您的视野和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并非普通外语教师所能及,那么依您看来,现在外语教学的研究总的趋势是什么?我国的外语教学研究在全世界外语教学中来看处于什么位置呢?在外语教育科学研究方面有那些差距?
【包教授】首先必须摆正我们中国外语教学在全世界TEFL的位置。在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外语学习群体,每天有上亿的人学习英语,学程跨度又这么大,其中中学生有6—7千万,大学也有4—5百万学生在校学习英语,小学学习英语的学生逐渐增多,方兴未艾,从事中小学英语教学的教师近50万人,就是说我国有世界最大的TEFL队伍。中国外语教学是世界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语教学水平和效率的提高可以推动整个世界外语教学的发展和改革。但教与学的人数多并不代表我们的教学水平就高就可以被认可,我认为我们的外语科研水平从整体来讲落后世界几十年,我们的外语教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式还不能与国际接轨,我们在国际外语教学研究论坛上还没有发言权,这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参与外语教育科研的人数很少,几十年来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科研仅仅局限于少数专家学者的层面,而这些研究多是“学院式”研究,实证性研究并不多,也未形成开放式的、大规模的研究。第二,外语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远远不够,使外语教研很难成规模,成果难以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并取得实际效果,这个投入包括资金、智力和人力上的投入。第三,外语教育科研模式有失偏颇,要么偏重于理论研究,缺乏可操作性,要么研究缺乏理论指导。第四,外语教育科研未形成系统和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缺乏整体研究意识,未形成对整个外语教育过程(包括模式)的系统研究,所以其成果表现形式总给人以支离破碎,不见全貌,一知半解的感觉。第五,我国外语教科研还未能建立起一个良好运行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尤其国家还没有一个单独针对外语学科的科研奖项。外语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能够得到立项的科研项目少得可怜,绝大多数教师没有这个机会。第六,我们的外语教科研工作多年来缺乏理性的发展和必要的稳定性,似乎总是在“刮风”。研究方式总似“赶场”、“赶时尚”,对于外语教学的问题、病根、症结认识不准,研究力度不够,浅尝辄止。第七,外语教科研的应用和宣传不够。大多数外语教师每天忙于教学事务当中,甘当经验型“教书匠”,无意成为“科研型”和“专家型”教师。当然这其中不乏教育体制问题所致;外语教师迫于学生分数和中高考升学的巨大压力,疲于奔命,无暇从事一些系统研究。第八,由于历史原因和大气候所致,我们的过去外语教学研究处于封闭状态,不能够同外界及时交流和沟通,所以对于一些国内外外语教育研究成果知之甚少,甚至出现了一些荒谬的、啼笑皆非的奇谈怪论和断章取义的说法。第九,中国尚缺乏在语言学和外语教学领域顶尖级的“大家”。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1000名语言学专家学者中,中国竟无一人,也难怪我们在国际外语教育论坛上无发言权。美国TESOL学术年会每年与会代表上万人,英国IATEFL学术年会也逾千人参加,而在这样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少之再少,与我们“外语大国”的“身份”极不相称。第十,在我国已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的教研机构中,从业人员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本是研究人员却陷于具体的事务当中,成了“半行政人员”,能够致力于外语教育科研的人数不多。凡此种种,制约了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迅速发展,也造成了我国TEFL研究水平远远落后的局面。
【记者】您如何评价我国目前外语教育教学科研现状呢?
【包教授】首先,有一点必须看到,20年来我们的外语教学改革一步步走向深入,外语教学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外语教学水平明显提高,这是外语界人士的共识。但是外语教学中所取得的成绩与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速度极不适应,正如1996年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召开的外语教学座谈会中指出那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培养外语人才和普及、改进外语教学方法和提高外语教育水平已经不是一般的教学问题,而是影响我国对外开放方针的更好实施和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四年来,从中央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外语教师都开始重视外语教育科研工作,李岚清副总理也在多次讲话中指出外语“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原因在于教学方法不当,科研水平不高,要求我们在外语教学法、教材等方面有所突破,取得成绩。但是由于我国还未建立起有利的外语教科研机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还尚未形成,“一言堂”、“一阵风”现象随处可见。为此,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1997年12月成立了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中心以推动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体系,提高外语教育教学效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适应“三个面向”和国家发展需要为宗旨,由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广大外语教师和外语教研员组成。由此翻开了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新一页,“双百”局面已逐渐开始形成。中心成立两年多来,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设立了一批外语科研项目,开展了一些外语教研活动。我们逐渐认识到:我国的外语教研水平,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研水平还非常低,还未进入理性和科学发展的轨道,素质教育要求我们必须在外语教育科研方面加大力度,以此为先导,以教科研发展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所以中心从一开始并未做轰轰烈烈的表面宣传和开大型会议,而是扎扎实实地启动了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中心将尽一切力量和努力,团结更多的力量,全方面、扎扎实实地进行开放式的、大规模的外语教学研究。
【记者】现在教育部正组织进行中学英语课程标准的制订和九年义务教育英语教学大纲的修订和研讨工作,您对此有何看法?
【包教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教育部有关部门根据我国外语教学实际正在抓紧这些文件的编制,这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这些文件的起草主要是外语教育教学专家参与并听取了各方面意见,现已制订出了比较好的文件,我们已经注意到新英语课程标准的一些思路已经开始注入和体现在新修订大纲的外语教学的目的和要求中了,我们也注意到新修订大纲对于知识和能力也进行了量和质上的要求和规定,这必将激励当前外语教学和教改顺利向前发展。但恕我直言,要想真正制订出适合外语教学规律和我国国情的外语教育政策和法规,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还需要听取更广泛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您认为我国外语教学主要弊病和症结是什么?
【包教授】现在有人讲我国外语教学毛病主要是因为“重语言知识传授,轻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这种说法在10年前还是颇有些道理的,因为那时确实有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但我们要找出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全面考虑和衡量整个外语教学过程,它是一个个系统工程,我们要通盘考虑。培养外语人才,势必要有一个打好基础知识和培养基本能力过程。我们分析问题要从表面看到本质。从表面上看我们外语教学培养学生的能力不高,这是事实,但其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因为基础知识的缺乏。我们要培养出的能力绝不能“直接”从能力本身中培养出来,而是有一个能力形成的过程。而目前这个语言能力培养过程中连基础知识都不牢,何谈能力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观点,容易误了外语教育的大事。因为能力不高就每天在练能力,把基础抛一边,这是典型的急功近利,这个道理如同盖房要先打好地基一样简单。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我都心急如焚,我们培养的是人才,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再次呼吁:我国的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忽视知识的传授,而是从教材到教法,从内容到测试,都忽视了要求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盲目地搞所谓能力,特别是简单地、盲目地提倡对听说能力的侧重训练必将会淡化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语言学习无非是两个大方面:一是语言知识学习,主要指语音、词汇、语法;二是能力培养,主要是听、说、读、写、译,任何语言的学习都不能脱离语言基本知识来进行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通过这些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训练,掌握语言知识,从而上升到语言的运用能力。同时在知识和能力学习和培养过程中要融入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掌握学习策略,开发智力水平等等。我们现在对基础知识掌握不牢是一个铁的事实。一是教材适应性很差,知识系统性很差,基本词汇是在600—800多,老师教得艰苦,学生学得很累,单词学不到手,语法支离破碎,语音项目比较零乱,学生们实际上未打好语言基础。另外,从近几年中考、高考试题可看出。中考分数高,但因命题极其简单,为了造成外语教学成绩好的假象,中考英语试题难度一降再降,许多地区的外语中考考查水平实际上只相当于前几年初二的水平。虽然英语高考保持了中等水平,但成绩不尽人意,说明了基础未打好,能力水平也不高,高中埋怨初中底子薄,大学认为中学欠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外语教学现状来看,我国正在全面施行的素质教育要求外语教学要面向大多数学生。如果一个教材、教法失去了大多数学生,就不是好教材、好教法。在基础知识和能力中,知识才是基础,有了基础知识作为基础才能谈到能力,否则能力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按最低标准,一个人至少有5000词汇量才能达到基本阅读理解水平,而高中毕业生仅有1800的单词量,这还是进入清华大学的学生。有这么差的基础,我们怎么能放心他们的能力呢?我们要问一下这到底是能力差了,还是基础差了呢?基础教育阶段正是学生们模仿能力强、记忆力好的时期,为什么不好好地夯实语言基础,而去追求那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交际能力”呢?如果我们现在仍然还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还在空谈交际能力培养,这对我国外语教学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导向!我们现在应该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了,到了用科学的态度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的时候了。
【记者】您怎样看待社会上五花八门的外语学习速成或什么简易方法呢?
【包教授】 还有些人说现在是“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学习英语不用学语音、背单词,学语法,只要大家围在一起,多听、多说、多表演,让大家在一起听、说、唱、玩就能学好英语。我认为这真是很滑稽可笑,这是对外语教学多么肤浅的理解!难道我们的学子真的是会写、会谈、会译,而不会听说吗?事实是听说都那么差,更谈不上读、写、译了!但由于整个外语教学水平低,大家对正规外语教育感到失望,所以只要有什么能够有点煽动性的“法”,他们就会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那些纯属商业操作,我们学的英语是一门科学,哪有什么一个月,一年就速成的美事?我们要实实在在学语言,世界上没有速成英语的灵丹妙药。去年我在英国采访世界乒乓球冠军邓亚萍时,感触很大,她说:外语学习还是要打好基础,正如打乒乓球要练好一个个基本动作一样,必须扎扎实实从基本功练起。不要未会走先学跑,语言学习要学语音、词汇、语法,如果语音太差,词汇量太少,基本语法都不懂,怎么会去交流、交际呢?
【记者】以上您主要谈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外语教育科研,一是强调要重视外语基础知识教学,为什么我国的外语教学会出现一些误导和偏差呢?
【包教授】这也是我们长期苦苦探索、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之一,但我感觉到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我认为,目前外语教学中有一个很大的弊端:我们对我国外语教学的目的和类型认识研究不足。20年前,英国著名外语教育家Peter Strevens在他的New Orientations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一书中提出了外语教学的基本程序的模式,他认为外语教学整个process有十二个要素构成,这“十二个要素说”得到外语教育界的公认。这十二个要素是:①政策和目标(Policy and Aims);②管理及组织(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③相关职业要求(Relevant Professional Disci-pline);④教学类型的选择(Choice of LL/LT Types);⑤教师培训(Teacher Train-ing);⑥教学路子(Approach);⑦教育学、教法、教育、教学(Pedagogy,Methodology,Instruction,Teaching);⑧大纲设计(Syllabus Design);⑨教学材料建设(Material Con-struction);⑩教学成绩控制(Constraints on LL/LT Achievement);紜{1}教学对象(The Learner);紝{1}评价(Evaluation)。
【记者】在这几个要素中,哪些是我国在外语教学研究中被忽视的呢?
【包教授】 这12个要素的第一个就是“目的”,第四个是“类型”,其次是教师培训和教学路子。在我国,相当一段时期里,对我国外语教学目的和英语教学类型研究和讨论难以深入彻底,大家似乎都认为外语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交际能力,这是个不需探讨和争论的话题。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甚至是错误的一些结论一直没有人提出异议。我在1997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国外语教学目的之我见》一文,提出了“外语教学目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但关于我国英语教学的类型问题还很少有人作出全面研究和论证,我认为这是我国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的关键之处。许国璋先生在世时曾对外语教学的类型作了分析,指出了TESL和TEFL的区别,可惜的是他老人家未能结合我国的实际外语教学现况作全面分析论证,未能在此方面研究有更多的成果面世,但他身体力行的实践表明,他是能够看清我国外语教学类型的先驱者,《许国璋英语》风靡几十年至今畅销不衰,就是有力的佐证。
【记者】那么您认为我们对语言教学类型理解上有哪些误差呢?
【包教授】我国英语教学(ELT)是什么类型?是TEFL(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还是TESL(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大家可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TEFL,即我们教英语是在教授外语,或者说我们是把英语作为外国语来教授。我们是在中文母语的环境下,由中国的英语教师在中国本土教中国孩子学习外国语,这些基本的因素决定了我国的外语教学不同于在英国和美国教移民学英语,不同于国际学校里教各国孩子学英语,不同于中国学生到外国留学学习英语,也不同于英国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TESL教学。但是由于我们对TEFL研究不足,所以在选择教学方法时就不够全面,不能在理智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中国是在没有语言环境的教学条件下进行英语教学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任何理想主义的想法都会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我认为,我们更多地是选择了英、美国人教英、美孩子学英语(母语)的方法,它是一种习得(acquisition),而我们是在母语环境中学习英语,应该以学得(learning)为主,所以我们现在用这种少儿的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方法是学不好英语的,因为教学类型选错了,这如治头疼却去医脚一样。
【记者】那么为什么会把英语教学的类型选错了呢?
【包教授】因为目的不明确所致,在教学中把培养交际能力作为基础外语教学和学习的目的是错误的。首先,我认为“交际”这个词的提法在外语教学中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最起码它的翻译很不妥当。我们查一查权威的字典,commu-nicate,communication和communicative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第四版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里,communicate意为“make sth. know,convey sth.使某事物被知晓,传送事物;exchange information,news,ideas,etc.沟通情况、交换信息、交流思想等;convey one’s ideas,feelings,etc.clearly to others将想法、感情等清楚地传达给别人”。communication 的汉语释文是传递;传播;交流;交换;传达;表达;传意;通信;联络,根本没有“交际”一说;而communicative意为:“ready and will-ing to talk and give information愿意交谈并提供信息的”。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里communication的汉语释文也是“互通、交换、交流(意见、新闻、消息等)、通信、通讯”梁实秋主编的《远东汉英大辞典》把“交际”译为“social intercourse,to engage in social functions”,“交际”的汉语词组有“交际费、交际舞”等,均与communicative/communication无牵连。同样,梁实秋主编的《远东常用英汉辞典》把intercouse译为“交往、交际、交通”。因此,我认为,“交际能力、交际法”的译法是不妥当的,至少在中小学外语教学中误导大家把communicative ability/compe-tence译为交际能力,并且几乎把交际能力的培养当作外语教学目的的全部内容。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错误的理论,错误的说法还直销全国,还被当作一种新颖无比的名词到处宣扬。真正的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是一个宽泛的概念,Canale & Swain认为至少应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能力:①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②社交(sociolinguistic)能力;③语言策略(strategic)能力;④话语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在我国也有学者经过论证指出只能培养出“为交际”、“交际的”、“为了真实交际”等能力,根本培养不出也不可能培养出所谓的“交际能力”;在中国拿不出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讲在中国培养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为什么要让全国亿万人民年复一年,去徒劳地追求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呢?李岚清副总理指出:“外语是吸取人类一切进步文明成果的和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我们在学校中要教授外语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过份地强调“交际能力”势必会淡化对英语基础知识的掌握,反而会影响综合运用英语语言能力的形成,它多年来或多或少妨碍了许多教师对外语教学目的全面认识,使外语教学进入了一个误区。摆脱掉这个长期困扰外语教学的结症之时,便是外语教学正本清源之日。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要倡导:正视现实,从基础抓起,学习语言要从点点滴滴的基础知识入手,通过听、说、读、写、译各种教学手段,循序渐进培养出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关于外语教学目的,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在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都不提及的所谓“交际能力”,我们中小学外语教学怎能奢谈呢?
【记者】有人讲,现在的交际法(CLT)代表了外语教学的新趋势。你对此有何看法?
【包教授】上面我已经说过,“交际法”的词面意思有误。但是Communicative approach/competence确实是最近十几年的热门话题。但是,这个说法随着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已经发生了几多变化。Jeremy Harmer的The Practice of Language Teaching一书被认为是Communicative Approach教学实践中的扛鼎之作,影响颇大。但他在1998年修订再版其著作时,对语法、词汇等语言基础知识教学的认识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像当初那样排斥语法教学和利用母语了。西班牙著名外语教学专家Scott Thornbury于1998年在他的名著“How to Teach Gram-mar”中认为CLT与认知法在对待语法上很接近,只不过CLT是用inductive(归纳的)方法而认知法是用deductive(推理、演绎的)方法教授语法,但无论用什么方法还是必须要学好的。从此可以看出,最新的Communicative Approach吸收了认知法和理性主义的东西。实际上,现在在国际上外语教学已不是争论用什么教学法的问题,如果有也是综合法、折衷法、优选法。在我国目前外语教学水平较低的情况,我们不反对有法,但我们反对走任何极端,用任何一种方法统率中国是违背外语教育规律的。
【记者】您认为除了教学研究、教学目的和大的教学路子以外,我国外语教学还存在哪些问题?
【包教授】教师培训。外语教师素质和水平的提高是外语教学水平的重大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外语教师有一大批是经过速成培养出来的,长期埋头于教学而无机会真正地学习“充电”。因此许多外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学识不达标已成为外语教学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另外,我国外语教师的外语教学理论水平和教法水平以及使用现代化外语教学手段的水平都较低,因此,外语教师的培训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外语教学水平的根本问题。因此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实验研究中心把教师培训作为一个头等大事来做,每年投巨资进行外语教师培训,这也是我国外语史上的首创。
【记者】您认为我们目前英语教材有哪些问题?
【包教授】目前,我国英语教材建设的竞争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实际上百分之八九十的地区使用的是一种教材,虽然目前这个教材在根据新的课程标准修改,但仍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这个教材大的路子就不对头,其次是语言知识不系统,支离破碎,老师教得费劲,学生学得太苦。基础知识没学到手,反而影响了能力的形成。在教材建设上,我认为,只有在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竞争中才会有好教材。我认为,只有老师和学生在短时间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各种能力都得到发展的教材才是真正的好教材。
【记者】您对现在的英语各类考试有何看法?
【包教授】评价是Peter Strevens的“十二个要素”中的最后一项,评价包括检测和考试,是对考与学的反馈。现在似乎将考试当作教学目的,当作“指挥棒”。对评价理解也有误差,认为评价就是考试。评价是系统过程,不是一次考试所决定的。它包括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考试类型有许多种,我们很高兴看到在新的英语课程标准中已经在逐步考虑改革评价方式。但仅就考试而言,仍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考试是教学的自然结果,它不是目的,平时的小测验、单项测验和阶段性测验都是正常教学的组成部分,只是手段;其次考试的内容必须把知识和各项能力结合起来,不能过分地强调某几项能力;英语考试中题型也有很大问题,过多的客观性试题已严重影响了英语教学的质量。有人认为,西方的考试特别是外语考试用的都是客观题,其实正好相反。比如,英国的较正式的考试,如初中GCSE和高中的A—Level英语试题,根本就没有一道题是选择题,我女儿正在英国读GCSE,她刚刚考过的专为非英语国家来的国际学生设计的IGCSE考试英语科试题里没有一道选择题,其它科考试题也没有选择题。像我国的中考、高考这种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怎么能有那么多的选择题,30%的分数靠“猜”、“蒙”得到的?!《英语辅导报》早在一年前,在各个学生版版面上已大幅度减少了客观题,在全国广大师生中引起了良好反响,受到了老师们的热烈欢迎。我们高兴地看到教育部已经开始管理和指导重大的考试活动,教育部在4月份召开的中考命题会议上已经指出要减少客观题量,增大主观题量。我们对此甚感欣慰,我们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英语辅导报》社还要加大在测试方面的科研力度。
【记者】《英语辅导报》社在我国外语教学改革中起什么作用?
【包教授】《英语辅导报》社是我国外语教学的重要媒体之一,我们积极宣传李岚清副总理关于外语教学改革的指示精神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外语教学改革的文件精神,积极投身于具体的外语教学方法、外语教育理论、外语考试的研究和实验之中,摒弃门户之见,保持中立,不人云亦云。报纸上开设专家论坛、教改讨论、测试研究、热点追踪等栏目,希望更多的读者参与进来,共同为我国外语教学献计献策。
【记者】包教授,您思路开阔、锐意进取,在外语界素以直言闻名,那么本篇专访有许多新的学术观点和说法,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是否可以刊登出来供大家研读呢?
【包教授】当然可以。上述与你所谈有些是我个人关于外语教学的一些观点、看法,有些是我们集体研究的初步成果,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论证。但无论如何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广泛讨论,甚至是辩论,希望会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专家学者、广大教师的思索,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大家共同研究,多汲取他人真知灼见,为外语教学质量提高共同努力。我认为,要贯彻“百花齐放”方针,就必须让大家畅所欲言,辨真去伪。
【记者】谢谢!

谢谢楼主的分享，